他认为，谈论死即是谈论生，怎样的死就反映了怎样的生。

［1］64牟宗三认为，基于这样两个方面，此道德的宗教实可称为一种人文教。牟宗三进一步认为，教并不是指如逻辑、数学和科学等一般的教法，而是依理性通过实践以纯洁化一己之生命［5］262之特殊的教法。

因此，人对于天道、天命和良知自然具有一种责任感，而这种责任感实际上就是一种独到的忧患意识。此与基督教及佛教另开日常生活之轨道者不同。人文教 在现代中国的学术舞台上，面对西方文化的大规模东渐，宗教问题成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此则即道德即宗教，而为人类建立一‘道德的宗教也。因此，儒家并没有基督教意义上的教义，而只有儒家思想意义的经典著述。

他们的心思尚仍只是在典章制度风俗习惯之制约中而不能超拔，故其根据纯是外在的。在他看来，宗教不仅是文化的核心，而且亦是文化发展的基本动力。但他在拓展经世济民之洋务时，并未遗弃理学之义理。

二是冲淡时下曾国藩研究中的用世心理，减少相关研究中的功利因素。当然，曾国藩所谓的义理既不是心学之义理，亦不是实学之义理，而是程朱所阐发的理学之义理。历时性地看，义理、考据、经济、辞章都是儒学的重要学术面向，但曾国藩认为，虽四者均是儒学题中之意而不可缺一，但对于如此庞富的内容，人的一生不可能遍观而尽取之，而只能先其所急，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的义理之学。即使求得，也没有实际意义。

就其整体思想来看，曾国藩一生奉行程朱理学，言行举止无不以宋儒程朱之学为根本，不过，程朱理学虽为其思想的重心，但曾国藩对于程朱之学并未盲目的崇拜，事实上，他对于宋明儒学其他支派之思想亦有许多的汲取。实际上，综观曾国藩的整个学术，其思想并未停留于调和汉宋以渐息争执而止步，而是向着超拔于汉宋学术大胆地向前推进。

照着曾国藩的逻辑，屏弃程朱理学即是屏弃孔孟所开创的原始儒学。中国古人历来追求立德、立言、立功之三不朽作为人生之理想，曾国藩即因道德、文章、事功都比较完满而被誉为末世完人。诚意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不欺骗，二是身体力行在这三个学术派别当中，曾国藩固然恪守程朱理学为学宗，但他在政治实践和军事斗争中也渐渐地看到了程朱理学指示之语，或失于隘、或病于琐、或偏于静的局限。

据曾国藩说，看得天下万事万理皆成两片这个原则对于他已经不是一种理论上的知识，而是一种经验，一种体会，甚至已成为一种直觉。正因为如此，曾国藩在和太平军作战的最紧张、最激烈的时刻，亲自校阅并组织刊刻了《船山遗书》。承继着这样的理路，曾国藩进一步认为：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内仁就是幽以究民物之同原，外礼就是显以纲维万事。

（同上，文集，第205页）在曾国藩看来，义理与经济是体与用的关系，因此经济之学从属并服务于义理。在其著名的《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中，曾国藩更是认为购买、仿造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

但是，在曾国藩，西方的器数之学确实可充实传统儒学的义理，即经济可强化儒学义理。曾国藩在《劝学篇示直隶弟子》一文中提出作文要端在义理、考据、文章、经济四事。

后者则是历史的，就统而讨论，因此，就儒学之道统说来论，曾国藩属于程朱理学的信守者这一点已无可置疑了。总的来讲，无论汉学，还是宋学，在务实方面都有所欠缺而因此倍受攻讦。（曾国藩,1990年，书信，第1576页）当然，曾国藩兼综汉、宋的一贯之道仍是礼，即程朱理学，故其论学兼综汉、宋，以谓先王治世之道，经纬万端，一贯之以礼。就前者看，曾国藩对自己约束非常严厉，他不跟恶社会跑，立个标准，渐次从自己做起，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种气派。就其整体思想来看，曾国藩一生奉行程朱理学，言行举止无不以宋儒程朱之学为根本，不过，程朱理学虽为其思想的重心，但曾国藩对于程朱之学并未盲目的崇拜，事实上，他对于宋明儒学其他支派之思想亦有许多的汲取。（同上）圣人教化常人以复其性便是天下学问（儒学）得以产生的原因，换句话说，儒学（理学）的社会职能便是对常人进行教化以复其本性。

所以，在禀气而生这个意义上，天地万物是同体的。就后者讲，曾国藩处于清政府陷入深重的政治和文化危机之时，时局几至于不可收拾之地步，他以对传统伦理秩序眷恋不舍又翼借西学以自强的积极主张，对晚清时局的解危救困做出了贡献。

因此，他反对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之说。曾国藩一方面宣传义理和卫道，另一方面又宣传经济和学习西学，这种理路反映了一代大儒对儒学传统伦理秩序眷恋不舍而希又翼借西学以自强的积极心态。

实际上，曾国藩的礼学仍然强调以内仁为本，外礼为用。（曾国藩,2003年，文集，第16页）又说：盖天下之道，非两不立。

这个思想今天被作为了辩证法的一个基本原则。据其日记所载，他在从学理学大师唐鉴时，唐鉴以理学经世思想相指点，曾国藩听后昭然若发蒙也。曾国藩认为，因禀气之不同，圣人在后天生活中不会受世俗的牵累，他们能够充分地践履仁义，此即所谓的圣人尽性。如果不加以区分而去妄加施舍，就会过于仁，这样会导致墨家偏执的兼爱之蔽。

由此可见，在差别处入手以寻求物事之道确是理学甚至儒学一个方便法门。这最根本者，在曾国藩看来，莫过于仁义之道，因为仁义之道是天下万物之理的基础和核心。

这种观点在当时不仅提升了经济及学习西学的重要性，更重要的在于它为儒者学习西学进而对传统儒学补空救弊扫清了理论障碍。正因为如此，李鸿章才把曾国藩的学问称为礼学。

这些务实之主张颇得后人的赞许，有评论曰：国藩事功本于学问，善以礼运。这种观点，与其说是对负有施教天职的圣人施加了压力，倒不如说是对千千万万的常人的格物诚意增加了动力。

历时性地看，义理、考据、经济、辞章都是儒学的重要学术面向，但曾国藩认为，虽四者均是儒学题中之意而不可缺一，但对于如此庞富的内容，人的一生不可能遍观而尽取之，而只能先其所急，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的义理之学。此外，曾国藩在文章方面非常崇拜清文学家姚鼐，他甚至认为自己就承继了姚鼐的文章统绪。当然，曾国藩的身世、经历和其所处的时代也决定了他理解的和所致力的外王已与前代不同。曾国藩不仅给后人带来了人格上的魅力，也给儒家文化带来了新的榜样寄托。

曾国藩认为，格物时要从事物的差别处入手，故凡格物之事所为委曲繁重者，剖判其不齐之分焉尔。其实，将经济纳入文章要则并非曾国藩的创见，姚莹就曾提出义理、经济、文章和多闻四事为作文之要。

曾国藩虽把理学作为儒学学术的首位，但他的思想并未局限在理学的范阈之内，他对儒学的其他三个学术面向都力持无所偏倚的态度。（曾国藩,2003年，文集，第205页）义理之学被曾国藩推上了儒学学术的首位，成为统摄其他学术面向的核心。

严格地讲，李鸿章的把曾国藩的学问概括为礼学并不全面，因为这种概括极容易产生曾国藩只重视外礼而忽视内仁的误解。不论是墨翟，还是杨朱，其学说虽为两个极端，但它们在生于心，害于政，达到极点足可乱天下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